|
|
仁的稚趣
北宋的黨進雖然官拜太尉，卻常常做出些癡不癡傻不傻的事情，因而名垂「笑史」：
黨太尉罷衙，見其子裸體縛跪雪中。問之，知其得罪太夫人，因被縛焉。太尉自裸體，命左右縛於兒之旁。母夫人問何故如此，太尉笑曰：「你凍我兒，我凍你兒。」（《廣笑府》）
孫子忤逆祖母，當父親的教子無方自責一下，也去凍一凍，本也可以，黨太尉卻以此作為報復手段，以使太夫人「將心比心」體會他一片憐子之情。
黨太尉這種做法憨厚之極，宛若三五歲的小兒所為。有意思的是，這樣一種天真無邪、充滿稚趣的憨厚之舉，卻恰好同仁的本意相合。由此看來，仁本身也應該是一項充滿稚趣的原則。
只要稍加觀察就可以發現，幼兒在心智剛啟還很難明白什麼道理之時，往往已經領會得了「將心比心，推己及人」、「己所不欲，毋施於人」的道理。一堆蘋果大家分，小不點一樣的弟弟挑了個大的，只要對他說：「你要大蘋果，哥哥也要大蘋果，怎麼辦?」一般就能讓他思考再三，甚至讓出大的而拿小的。至於幼童打人，只需對他說：「別人打你，你高興嗎?」大半會自覺不妥而住手，遠比講什麼孔融讓梨、君子動口不動手之類的便捷得多。
然而，中國的這個仁妙就妙在雖則奠立在兒心理之上，卻可以被人以同樣的推論方式來說服中國的「大人」。
三國時，呂布起初同劉備很好，兩家還打算和親，後來起了矛盾。呂布就讓袁渙寫信去罵劉備，袁渙是個名士，不屑於幹這種差事。呂布三番五次說了沒用，光起火來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說再不寫就殺了他。袁渙卻笑著說了一番道理：
「我聽說只有以德羞人的沒聽說以辱罵折磨人的。假若劉備是君子，就不會因將軍的辱罵而感到羞恥；假若他是小人，就會用同樣的辦法來回報你，那麼侮辱仍會落到你身上。何況，我或許有一天為劉備效力，也會像今天給將軍效力一樣，倘若我一離開將軍，就來辱罵你，那樣行不行?
呂布聽了這番話後，自覺慚愧，始方罷休。
明朝有法規，禁止官吏嫖妓，朱元璋執法又特別嚴厲。當時，有一個都尉請了4個妓女飲酒作樂。事發後官府追查很緊，要捉拿4個妓女。她們知道，此番要被捉去，免不了一死，就想毀容以求倖免，後來一個老吏教給她們一個辦法，要她們熏香沐浴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美艷驚人，到了朝堂上只管苦苦哀求，不要說一句話。
4個妓女被帶到了朝堂上，朱元璋喝令她們自己供認罪狀，妓女們都一言不發。皇上就命令綁起殺了。4個妓女便脫下衣服準備受綁。從外衣脫到內衣，一件件都華麗耀目，珍珠首飾散得滿地，一片璀璨，一直把衣裙全部脫掉，一個個身段優美，肌膚如玉，奇香逼人，看得失元璋也動心了，說：「這些小妮子，朕見了也會被迷惑，那傢伙的行為可想而知了。」於是，喝叱了幾句之後，竟把她們放了。
仁的巧施
在這一方面，為「仁」奠立基礎的孔子本人就做出了表率：
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
孟武伯是個世家公子，不是孔子的學生，來向孔子請教什麼叫孝。孔子回答他，你去體會當父母看到兒子生病時那種憂心忡忡、愁腸百結的心境。
在這裡，孔子沒有侈談什麼孝是一種天性等等，也沒有作純粹理性的界說，而是直接引導孟武伯產生孝心。在孔子看來，孝應該是子女對父母的一種真情流露。真情流露在父母對子女上是極為自然的，而在子女對父母上就不那麼容易了。今日裡人們常戲稱現在的父母為「孝子」，意思是「孝順自己的兒子」，實質上也是感覺到了真情流露的單向性。孔子要讓這種真情流露由子女返回到父母身上，首先就讓他們體驗父母的那種忘乎自身的愛心，只有真正體驗到了這一點，孝心與愛心才能達到同一個層次，才能在一切事情上設身處地為父母著想，才能有所供養而不致於「色難」（耍態度）。
孔子歷來循循善誘，多用引導的辦法，這當然好，但有些人既沒有將心比心的經驗基礎，也沒有孟武伯這樣問孝以行孝的願望，那麼，古人也不反對對他們強制一下，促使他們自我反省，學會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宋朝理學家程顥，就用這種辦法促使罪犯改邪歸正。
程顥曾任扶溝知縣，該縣境內有一條河可以行船，沿河有一些不法之徒不事生產，專門攔河搶劫船民，每年還要燒燬幾十條船以示威風。程顥一上任，就抓獲了一個燒船者，順籐摸瓜一共抓了數十人。不過，程顥沒有追究他們以往的罪行，而是讓他們分散居住以拉縴為生，並監督在河上作惡之人。從此以後，扶溝縣境內再沒有發生過燒船之事。
大程先生真不愧孔門弟子，讓歹徒拉縴為生一則使他們能自食其力，二則使他們體會了船民的艱辛，這樣，再想到燒船行劫之事，就會有「惻隱之心」了。
以仁慈之心，來培養仁慈之心，比用暴力來消滅暴力要仁慈得多，但是，如果一味只講仁慈，而沒有一定的威懾力量做後盾，也難有滿意的結果，這點也是顯而易見的。
仁的變通
孟子說：
無傷也，是乃仁術也，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君子遠皰廚，孟子的這個命題多為後人所詬。君子既要吃肉，就少不了殺生，卻假惺惺不忍殺生；真的不忍也罷，卻只是「遠庖廚」，眼不見，耳不聞，就心安理得地大嚼特嚼，可見其不忍是假仁假義。這種要麼忍而食肉，要麼不忍而不食肉的說法，有沒有道理?有道理，但不是中國聖人的道理，而是今日西方動物保護主義者的道理。中國聖人的道理是：肉要吃，不忍之心也要有。
所以，遠
庖廚這種不忍不是對牛的不忍，而是自己心中的不忍，有了這種不忍之心，才會對人不忍，才會仁乎其類，就君主而言，才會有仁義之心，才會行仁政。馮夢龍在其所輯的《古今譚概》中專講暴君酷吏之殘忍的「鷙忍」一章的篇首語中，特別舉了兩個兒童虐殺動物的例子：
嘗聞嘉靖間，一勳爵子好殺豬，日市數百豬，使屠者臨池宰割，因而觀之，以為笑樂。又，吾裡中一童子，見狗屠縛狗，方舉棍
，急探袖中錢贈之，曰：「以此為酒資，須讓此一棍與我打……」自非性與人殊，奚其然?
不為吃豬肉卻以殺豬時的慘狀為樂，有錢不買果子吃，卻用來買殺狗的機會，同「遠庖廚」正好完全相反，這種心態放在今天，難道不會被稱之為心理不健康、稱之為變態嗎?人們之所以稱之為變態，不就是因為這種心態最終有可能指向包括其自身在內的所有人嗎?只就這一點而言、孟子要君子為保持不忍之心而遠庖廚，就不失為一個省事得法的明智之舉。
但不僅如此，「遠庖廚」還體現了中國古人對價值規範的一種變通的智慧。
「仁」既然首先作為一種心態，其標準也就是心到意到，而不一定是徹底完全絕對的身體力行，因為每個人都必定會碰到「心有餘而力不足」的情形，「在做不到時硬做」與「做不到乾脆連觀念也否定之」這兩者之間，中國人喜歡取其中庸：「事父母則竭其力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，意有餘但力已竭而做不到，並不為過，不是非得當強盜剪徑養母才算孝。這一點在古時的一副對子中表達得最為明晰：「百善孝為先，原心不原跡，原跡貧家無孝子；萬惡淫為首，論跡不論心，論心世上無完人。」
對於價值，只要承認之、接受之、追求之，即使力不能及，仍舊不失為一個有價值、有道德的人。而對於罪惡，只要識別之、警覺之、抑制之，雖然不能完全消除慾望，但只要不使其成為行為，還是一個有操守的人。把這兩條合起來看，就是肉不得不吃，不忍之心一定要保持，兩者的妥協就是遠庖廚。這是對原則在實踐中的困境的一種變通，它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動自由度留出了充分的餘地。
漢靈帝剛繼位時，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，其父死後，靈柩送回穎川安葬。官吏鄉紳都去送葬，而名士因為厭惡宦官都不願參加，只有陳
一人前往弔唁。後來，宦官得勢，黨錮再起，張讓看在陳 的面上，保住了許多黨人的性命。
仁的誤用
春秋戰國時，宋襄公和楚成王為了爭霸在泓水打起仗來。當時，宋軍人馬少，但已列好陣勢，楚軍人多，但沒有完全渡過河。宋襄公的弟弟目夷建議，乘楚軍渡河一半相互不能接應之際趕快發起進攻，宋襄公不聽。到楚軍已渡過河但尚未布好陣勢時，目夷又提議馬上進攻楚軍，宋襄公還是不聽。一直等到楚軍擺好了陣，宋襄公才命令進攻。結果，宋軍寡不敵眾，大敗而回，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傷。
回國之後，宋國上下都埋怨宋襄公，他卻說講仁義的君子不使對方受困於危難，不攻擊還沒列好隊形的敵軍。
宋襄公也許有深謀遠慮，除戰爭之外，他還想用道義的手段來折服楚國人，但這種仁義的辦法卻用錯了地方。戰爭本身就是為了消滅敵人、戰勝對方，哪能這樣不顧場合、不計利害地侈談仁義?即使一定要在戰場上講仁義也不是不可以，趙襄子攻打中牟，城牆破了，他就暫停進攻，讓對方把城牆修好再打，結果對方自願投降；三國時諸葛亮征伐南中，對南人首領孟獲七擒七縱，孟獲最後起誓：「南人不復反矣。」這樣的仁義，說穿了，都是以實力為後盾的一種策略手段，要是沒有趙襄子和諸葛亮這樣的謀略和實力，那自身都難保，還拿什麼去感化對方?所以目夷說宋襄公講的是陳詞濫調。
據韓非子說，那個周文王也是個不管具體情況亂講仁義之輩。相傳文王曾將洛西和赤壤的千里之地獻給紂王，以換取紂王解除炮烙之刑，結果大得人心。孔子對周文王此舉大加讚賞，認為請解炮烙之刑是仁，以千里之地收天下之心是智。
但韓非卻認為文王不智得很，因為紂王之所以憎恨文王，就因為文王過於得人心，現在文王又以解炮烙之刑來收取人心，勢必要招致紂王的懷疑和反感。換句話說，文王之所以逃脫不了被囚═裡的命運，就是因為不懂得紂王已不願意他再行仁義了。
按照韓非的說法，孔子在這件事上有點迂腐，但在弟子迂腐的時候，老夫子倒比較清醒。
據說魯國權臣季孫氏執政時，孔子的那位最崇尚義氣的弟子子路擔任了
地的長官。國君發調民工開渠。有一天，子路拿自己的錢辦了飯菜，請民夫們到大街上就餐。孔子聽說後，就讓子貢去把場子給砸了。子路十分惱火，挽著袖子跑來見孔子，責問孔子為什麼要為了他行仁義之道而責備他。孔子教訓了他一頓，說他不開竅，不知道禮儀，只顧行仁義而越了禮，因為愛護百姓本是國君的事，子路沒有權利去越俎代皰。
教訓還沒完，季孫的使臣就到了，責問孔子為何讓學生中止工程還給民夫們飯吃，是不是要爭奪季孫的臣民。孔子一聽，只好登車起程，離開魯國。
Title :仁的機趣
Author :顧駿
|
| |